行政机关负责人需出庭应诉,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出庭应诉

不过,上述规定同时要求,涉及9种特殊情况时,应诉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包括应诉机关年度第一件行政诉讼案件;一审败诉的二审行政诉讼案件;信访积案当事人寻求司法途径化解纷争的案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环境保护等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对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重大涉外案件;应当要求应诉机关正职负责人出庭的案件等。

在询问工作人员后,李春兰得知,对方派出了贵州省副省长应诉。这出乎她的意料。在她将近7年的行政诉讼律师生涯中,法庭上见到的最高行政级别的被告是副处级。

新京报讯
昨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首次提出,“民告官”案件,行政机关“一把手”应出庭应诉。同时行政诉讼不要求“具体行政行为”,也让民告官更易立案。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杜绝“告官不见官”的现象,近日,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法院出台并正式实行行政诉讼告知制度。
该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告知书与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同时向行政机关送达。告知的主要内容为:一是行政机关可以委托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参加诉讼,但不得仅委托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单独代为出庭应诉;二是倡导和鼓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对每年第一件行政诉讼案件,重大、复杂或者集团行政诉讼案件以及法院认为需要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其他行政案件,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出庭应诉;三是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确因特殊事由不能出庭的,除应当提前向法院书面说明不能出庭应诉的事由外,还应当委托本机关其他副职领导出庭应诉;四是行政机关未按上述规定出庭应诉的,法院将相关情况报送县政府法制办。

行政诉讼案件中“民告官不见官”现象长期存在,武汉市拟通过法律途径进行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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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姬亚平说,行政诉讼案件中,政府机关和老百姓本身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遇到行政诉讼案件政府机关只会派代理律师和法律顾问出庭。

对于不能出庭应诉的原因,安康市铁路运输法院称,行政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多以“工作繁忙、有其他事务需要处理”等非法定事由推脱。

副省长出庭应诉“民告官”前后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据当地媒体报道,为解决行政案件“立案难”、“审理难”的问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出台关于“民告官”的规定,规定从2015年1月起,居民打行政官司,若担心所在区县地方保护,可以申请选择该辖区以外法院审理案件。

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出庭应诉“民告官”,系全国首例副省长出庭应诉,酝酿时间近一年

2012年11月13日,平谷法院开庭审理一起行政诉讼案,平谷区蒋里庄村村委会将区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此案审理时,平谷区区长张吉福出庭应诉,并当庭承认国有土地使用证在颁发程序上存在瑕疵。经过审理,平谷法院判决区政府撤销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由平谷区政府对第三人采取补救措施。

武汉拟规定“民告官”需“见官”

但姜明安表示,他支持行政负责人出庭,这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法律意识和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同时,也有利于案件的裁决执行。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西城区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是西城区政府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未来,西城区政府将会有更多行政机关的“一把手”出庭应诉,通过法庭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沟通。新京报记者
马力(原标题:《“民告官”案件 一把手须出庭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告官不要求“具体行政行为”,更易立案》)

6月13日,武汉市政府法制办对《武汉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暂行规定》进行修改,其中明确提出,包括应诉机关年度第一件行政诉讼案件,二审行政诉讼案件等在内的9种特殊情形下,应诉行政机关应由正职负责人出庭。而在其他情形下,行政机关负责人需出庭应诉,即便是“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时,也需委托本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在庭审中,出庭人员还需主动参与庭审发言。相关出庭应诉情况,将作为年度考核参考依据。

新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尽管写上了行政负责人应该出庭的规定,但也留下了口子。没有法律规定,行政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此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时,应当积极履行应诉职责,熟悉法律规定、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据,主动参与庭审发言,配合法院查明案情。如应诉机关正职负责人未按规定出庭应诉的,或应诉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均不出庭、仅委托律师出庭,或者因未依法答辩、举证、应诉,而导致行政诉讼案件败诉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严重后果的,将由同级政府或监察部门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应责任。

不同于舆论对于副省长出庭应诉的关注焦点,他还在心心念念着自己被工程队推掉的紫薇苗木。

姬亚平说,这也就是说,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如果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进入司法程序后,不会列为被告,而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会成为被告。

■ 链接

庭审当天早上9时,作为原告代理律师的李春兰走进法庭,当看到庭上出现的媒体和坐满人的旁听席,她有点懵,“是不是走错了?”

西城区自2013年起也开始推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今年7月11日,家住西城区的李先生因不服区政府作出的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将区政府上诉至人民法院。区长王少峰出庭应诉。

244起案件仅见1名“一把手”

坐在被告席上的陈鸣明面色严肃,声音低沉。旁听此次庭审的一名贵州官方人士说,陈鸣明看着有些拘谨,但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很认真,不时拿笔做下记录。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民告官一把手须出庭

深圳提高“见官率”:

此次庭审的审判长,贵阳市中院行政庭副庭长霍守明对新京报记者说,不管再高级别的领导出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已作出,该行为是否合法都是无法临时改变的。

近年来,时任北京平谷区长、现任北京平谷区委书记的张吉福曾代表政府出了两次庭。坐在被告席,一次赢一次输。北京市平谷区积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目前在平谷,和政府打官司看到“一把手”出庭的应诉率已达到85%。

新京报记者从武汉市政府法制办获悉,上述9种情形中,当行政机关“一把手”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可以委托本单位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

姜明安也提出了组织部门应对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考核的建议。他还观察发现,目前各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有个别地方做得很好,但多数地方行政负责人出庭率还是很低。在他看来,这个跟当地行政主官的法治意识有很大关系。

解读:“很多案件因当事人超过3个月的起诉期限而被法院挡在门外。”姬亚平说,对于老百姓来说,和政府机关发生纠纷首先想到的是调解,甚至托关系找人,而不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调解的时间就有两到三个月,调解不成,便耽误了起诉期限。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将会大大方便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与政府机关的纠纷。

武汉发布“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新规,对负责人出庭应诉条件、追责等做出修改

丁加强的手机上仍保留着铲车铲掉苗木的视频。时间是2015年12月19日,丁加强接到电话,工程队正在强行推掉地里的苗木。他连忙赶到现场。当时,一辆红色的铲车正在工作着。

亮点2 告政府不要求“具体行政行为”

汪玉凯表示,武汉市出台相关法规,不仅对官员出庭提出强制要求,同时要求相关负责人出庭前要做准备,并积极参与庭审,这样的规定,既是保证行政诉讼法规的实施效果,也体现当前行政诉讼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

让丁加强倍感意外的是,对方竟是贵州省副省长出庭应诉。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官。“那是一个副省长,得管多少人啊!”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新版《规定》中提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向法院提交职务证明材料。当“行政机关负责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时,也需委托本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

罗勤琴也表示,这个考核对行政机关和其一把手都有影响。对一把手的政绩考核也会从这里面得到体现。而实际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考核是其是否能够晋升的条件之一。

2011年11月,平谷法院开庭审理一起行政诉讼案,平谷区区长张吉福出庭应诉。资料图片

深圳当地媒体报道,2017年,深圳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521件,其中,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113人次,出庭应诉人数位列广东省第一,全国前列。

去年5月1日,修改后的新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新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解读:此次修正案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虽没有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出大的调整,但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认为,此举可为适当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去除法律障碍,如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对行政合同案件的受理等。

今年6月10日,陕西省安康铁路运输法院发布报告称,法院当年度共受理行政诉讼类案件244起,其中,“告官不见官”“出庭不出声”的情况大量存在。

据贵阳市中院介绍,此案争议的焦点有两方面,一是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通知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二是省政府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是否合法。

姬亚平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老百姓一方的当事人在与政府机关发生纠纷时首先想到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不是首先想到调解,甚至上访,当然这需要司法机关逐渐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独立审判,让老百姓对行政诉讼保持信心。
新京报记者 邢世伟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市的上述规定中提出,行政诉讼案件“应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过,当“市、区人民政府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时,市、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人,可以作为负责人出庭应诉。

这一办法与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同,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时间为去年5月1日。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修福金调查,由于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隐性干预,大量符合行政诉讼标准的案件得不到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问题。

在加强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的联系方面,深圳建立完善联席会议、行政诉讼案件情况定期通报等各项工作制度。当地还推行“行政应诉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日常督促检查力度,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丁加强是遵义市遵义县泮水镇青丰村村民。2015年6月,因贵州省白黔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需要,丁加强的部分土地及苗木被征收。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也可以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图片 16月13日,武汉市政府法制办官网发布《武汉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暂行规定》。图/武汉市政府法制办官网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是要上网公开的,要经得起媒体和社会的检验。”霍守明说。

解读: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行政诉讼中,最常见的情形是“民告官”,在这一类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民告官不见官”的现象,在各地大量存在。各地各级政府应完善考核评价制度,将行政机关涉诉的应对情况,统一纳入年度考核中,包括出庭情况、庭上表现等。同时,对于政府机关涉及行政诉讼,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查找原因、理清责任,并通过长效的追责机制,保证实施效果。

等待两个月后,4月11日,该案在贵阳市中院第一次开庭。

亮点4 改变行政复议“维持原状”格局

■ 声音

4月的贵阳,天气尚未完全回暖。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是行政诉讼制度。因此,这次修法对于促进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要确定的‘依法治国’任务和目标的实现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

安康铁路运输法院负责人称,244起行政案件中,仅有100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出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中,正职负责人仅1人,其余均为副职负责人。此外,还有2件案件,仅委托律师出庭应诉,甚至有部分行政机关基本全年无负责人出庭。

与他相对而坐的是原告丁加强,他特意穿了件银灰色西服,因为毕竟是进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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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考评权重形成“硬约束”

第一次是在4月6日左右,汇报大概用了半个小时。曹灵江记得,听完汇报后陈鸣明说,这个案情还是挺简单的。接着,陈鸣明问,庭上哪些环节由他回答。最后定下来,陈鸣明负责宣读答辩状和做最后陈述。

解读:“当前我国”民告官“案件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三难“问题。”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为,这与行政机关和法院存在利益勾连不无关系。由于利益上的原因,民告官案件,行政机关打个招呼就可以不予立案,造成行政诉讼案件立案难的尴尬。

武汉市政府法制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定期对区域内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汇总,并报同级政府进行通报。

4月11日,贵阳市中院,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在法庭上回答原告及法官提问。图/CFP

领到败诉判决后,平谷区区长张吉福认为,此次区政府败诉并不是给政府抹黑,政府也应有平等的心态,也希望能引导更多的群众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以此让行政领导甚至公务员,在做出一个决定时,一定要依法、依照程序来办理,否则就是要面临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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